摄影师刘涛的10年忠实地记录了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。刘涛是合肥人。别人很容易分辨出来——记者用普通话跟他说话，他也用普通话回答，但只持续两三分钟。到期后，他切换回合肥方言模式，如此顺利，他没有注意到它。合肥在他体内成长。
刘涛手绘了一张图，这是他在合福的街拍路线:从乐普生商场出发，穿过邯山路、益仓巷……六安路、城隍庙，回到六安路，再到三孝口。全程近20公里。以前的合肥市很小。从小东门到三孝口，他拍照的区域几乎覆盖了老合肥城的核心。刘涛每天下午2点出门，晚上10点回家。
合肥成为明星城市，人们议论纷纷，也不过两年时间。2020年，合肥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，成为“新一线城市”。由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异军突起，很多人开始说合肥是个“赌城”。著名的故事是，中国最好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是合肥市政府——2007年，合肥拿出全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“赌”面板，投资boe，最后赚了100多块钱。2011年，合富拿出100多亿元“豪赌”半导体，投资长信/赵一创新。它赢了，上市估计赢了1000多亿；2019年，又有100亿元“押宝”新能源，投资蔚来。由此，大众新能源板块落地合肥。
你在刘涛的照片中看不到这些。他拍下了从小区黑门鱼贯而出的房产中介，半夜脱下外套走过斑马线的少年，脸上挂着一块肉的屠夫，总拿着放大镜看合肥晚报的便利店老板，甚至还和同一只野狐狸有过几次偶遇...但神奇的是，很多离开合肥的游子都喜欢看刘涛的照片，可以慰藉他们的思乡之情；合肥以外的人也喜欢看，说照片里的城市太野了，跟大县城一样。
记者到了合肥，找到了刘涛，和他一起“扫街”到凌晨，又见到了合肥。
刘涛的近照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省会就像一个小县城。
和刘涛的街头摄影在合肥一样出名的，是一个抄表员。刘涛出生于1982年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小时候坐了三四个公交站，到了城市的尽头。合肥只有一家百货大楼，价格不菲，但建筑本身不高。夏天，刘涛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赤裸上身，穿着短裤跑到百货商店捉迷藏。玩累了，下午带着竹席到桥上乘凉，一家一个，大人一边聊天一边给孩子扇风。
刘涛上了合肥的一所中专，参了军。曾在上海服役，在提篮桥监狱工作。退伍后，我被分配了一份工作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电工。每天都被公交车拉到郊区的巢湖水源地。晚上盯着显示器，检查电路，取了一些水样，化验水质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大巴拉回了城里，和监狱里站岗的生活差不多。
从小喜欢画画，懂一些电脑设计，想碰碰运气。他曾经给工厂画过七八十张海报，想着能不能换个办公室的岗位。最后他发现国企根本不需要油漆工。四年后，他终于被调回市里，这次他成了抄表员。
抄表很简单。他骑着摩托车到各个单元的楼顶，用铁棒钩住井盖，泼水，洗掉仪表表盘上厚厚的灰尘，读数，记录。有时候他在街上弯腰读表，孩子们就过来看热闹。后来，父母把孩子带走了。“不好好学习，以后还会这样。”事实上，这种生活在刘涛来之不易。受家人委托，他被送到自来水厂，工作稳定。他的年收入约为5万元，每个月都有住房公积金补贴。父母都是买断工龄的国企下岗职工，也是跟着大走的城里小子。在当时的合肥，这样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。
那是2000年的合肥，地区生产总值325亿，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80。中国成立时，安徽城市中，芜湖人口25万，安庆12万，蚌埠10万，合肥只有7万。合肥作为省会城市，与地处京沪干线的诸城蚌埠、占据长江黄金水道的芜湖相比，一度被称为“孤岛”。
大约从2000年开始，合肥就在搞建设，拆违，招商。大街小巷都在说:“合肥早晚会完蛋。房地产能为一个繁荣的城市做出什么承诺？一辈子小县城的生活！”
但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合肥这次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违章建筑、道路拓宽、高架桥架设之后，合肥的钱花了，但经脉也打通了。再加上诱人的招商政策，吸引了海尔、美的、格力、tcl、三洋等十几家企业落户，本土家电企业美菱、荣事达、小天鹅的产品也能卖出去。从此有了“北青岛、中合肥、南顺德”的说法，合肥成为全国三大家电制造基地之一。
刘涛的近照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大城市是什么样子
自2010年以来，刘涛一直在街头拍照。除了城市面貌，合肥人的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。
比如刘涛家有越来越多的亲戚在各个电厂工作，电视机越来越便宜。前几年3000多块钱只能买30寸的彩电，后来75寸的都可以买了。2006年，由于屏幕技术和产能的限制，合肥家电行业发展不景气。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展品来自boe。为了boe项目的落地，合肥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承诺以财力为项目融资90亿元，这相当于合肥2008年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。
这种投融资经验被总结为“合肥模式”。从boe项目开始，合肥已经成为未来10年中国的“硅谷”。以boe为龙头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，以晶和、长信、通富微电子、联发科技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，以京奥、通威、阳光电源为龙头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集群，以安科生物、美亚光电、丰乐种业为龙头的生物产业集群，以信宜华、聚亿自动化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……这些产业集群都入驻了曾经的一穷二白。
合肥飞速发展，刘涛看到了，用镜头记录了。旧居民楼拆了，商场建了；老合肥站动了；万达广场以前是木材加工厂，美菱冰箱厂；万达广场后，以前是农田，现在老合肥人在二环外买房，那里全是高楼大厦。然而没几年，在建的合肥地铁就停了，还出现了“公务员发不出工资”的新闻。起初，刘涛经常在当地论坛上发布照片，合肥被各种舆论嘲笑得体无完肤。
合肥有一家老字号面包店，叫巴黎甜，遍地都是；后来，刘涛去了上海，他发现这个名字是假的，它叫贝蒂斯。2014年，他刚刚成名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“我们的书店少了，咖啡馆少了，餐馆和打牌的地方多了。去北京的时候看到街上那么多报刊亭，真的很羡慕。”起初，刘涛想在合富买一本设计杂志，他的老板说他想入行，但这本杂志只在一线城市卖。然而现在，在刘涛经常走的一条小巷里，有许多咖啡店。
后来合肥房价上去了。那些房产中介，晚上8点还灯火通明，经纪人坐在电脑后面，挠着键盘。在街上，他拍了一张照片。有一排人，有男有女，都穿着黑色西装。估计他刚从公司年会出来。有一个人手放在背后，后面立着一个大奖杯，闪闪发光。街上的人们都在谈论房价。
城市把人甩在了后面。
合肥在变化，刘涛也在变化。2014年10月，某媒体官方微博推荐其作品，24小时内，转发量超过4万。“狂野街头摄影大师”之类的好评如潮。
刘涛被他的突然走红愚弄了。经过几个月的媒体电话轰炸，他的办公室和经常光顾的小吃店挤满了记者，安徽当地的电视、广播、报纸轮番上门。为了接待央视的拍摄，他工作的自来水公司甚至贴出了欢迎横幅。
之后他依然在合肥街头拍照，依然保持着他那份稳定的工作。但是环境不一样。有人说他经历了风风雨雨——要不是在单位被挤，和领导关系不好，上了电视怎么可能当抄表员？
刘涛走红后，出版了专辑《走来走去》，并在世界各地举办电影节。回到合肥，他觉得格格不入，不能和老朋友说话。他以前在单位是篮球队的。他拍照时通常穿着汗衫和篮球鞋。10年都没变过。他穿皮鞋走不了路，衬衫出汗后衣服上有盐块，很不舒服。后来篮球队的一个朋友升了导演，每次聊天总问拍照片能赚多少钱。
回到工作岗位，刘涛发现之前放在桌子上的全英文《中国日报》被一位同事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。刘涛忍气吞声，说上面有他自己的照片，他的同事问:照片怎么了？有同事翻看，发现是英文报纸，就拿回家让孩子练习英语阅读。
成名后，刘涛受到了重视，当地策展人给他办了一个展览。开幕当天，刘涛坐在舞台上，两边都是不知名的人，有策展人，也有艺术家。被主持人邀请，轮流讲自己的感受，到了刘涛那里就跳了过去。大家从下午4点聊到7点，然后一窝蜂的去吃饭。刘涛甚至说没有机会欢迎他。
他回忆起在上海的展览，觉得受到了尊重。展出的有三位艺术家的作品，另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法国。在主持人一一介绍完之后，进行了台上台下的自由对话。他出门总能遇到可以倾诉的人。回来后经常和合肥那些学成回国的年轻人聊天。大家都在抱怨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。
在合肥，没有微信是不能聊天的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经常被带去参加各种晚宴。人们最热衷于添加微信。有人向刘涛要他拍的照片；有同学得知他还在读水表，就不再联系他了。有同学找到他，拉他合伙开了个摄影培训班...
2020年11月，刘涛所在的部门被整体裁撤，他和一百多名同事被分配到新的岗位。新岗位下班比较晚，他和扫街拍照的状态渐行渐远。经过一周的工作，刘涛感到筋疲力尽。他从人事部辞职，领导“提到”了他。媒体主要是看中了他抄表员的身份，照片拍的如何是其次。他反复问他:你想好了吗？
“合肥人还是幸福的，有安全感的。”刘涛这样说道。这个城市的发展如此之快，以至于人们被落在了后面。
快车道上的每个人
曾经住得很近的亲戚朋友，被城市的快速扩张分散了，相隔很远，交通曲折，门禁层层。刘涛逐渐意识到城市折叠的意义。合肥的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80万增长到今天的近1000万。
合肥就像一个大工地，到处都是年轻农民工的机会。在商场、盖楼搬运货物和修理地铁的人都是外地来的。他们住在离市中心商场不远的地方，凌晨4点起床等待上班。刘涛已经看到了这一幕。装着早餐的白色塑料袋和烟头冒出的白烟，像云雾一样扩散开来。刘涛几次举起他的相机，人们突然围了过来，以为他是来找工作的。
刘涛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晚上11点，有人打算在公园、路边的公厕睡地板；凌晨，医院门口还有人在忙碌，一遍遍问路人要不要入住。如果刘涛想拍照，她会被误认为是曝光他们的人。凌晨1点，在大学周边十字路口摆摊的商贩，卖着水果和零食，用合肥方言记录着，反复喊着:“红心火龙果，好甜好甜。”凌晨2点，临街的酒吧灯火通明，有销售人员在门口转悠，喊朋友过来...
离中学和购物中心有一段路。每天晚上九点，中学生晚自习，农民工寻找夜生活。他们交错在斑马线上，年龄相仿却完全不同。花园的拐角处有一片草坪。每天晚上10点，悠闲的狗主人把绳子摊开，让自己的宠物尽情玩耍，寻找自己的朋友。在酒店上班的服务员刚下班，穿着工作服，骑着电动车路过。
采访当晚，记者和何坐在便利店门口喝啤酒。刘涛被两个年轻人认出来了，其中一个在当地开了一家酒店，另一个是用合肥方言说唱的音乐人。他们觉得合肥变得默默无闻了。刘涛非常兴奋，一大早就带他们去了酒吧、夜市和农民工聚集地。他们一直谈到天亮。
在刘涛这里，合富不是“霸权”，不是“赌城”，与“风险投资”无关。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后磕磕绊绊、跌宕起伏的个体。